首页 >> 供销记忆
 
关于供销社的记忆
发布日期:2018-02-05浏览次数:字号:[ ]

每个时代的人,都会有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事物的记忆,比如80岁以上人们关于“闹毛子”的记忆,60岁以上的人们关于“瓜菜代”(低指标或说压缩定量)的记忆,5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“文革”的记忆,4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生产队和“合作社”的记忆,3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桔子汁和麦乳精的记忆,等等。

我是70后,在我的记忆中,童年中最好的、最想去的地方,就是村里的供销社。供销社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鲜明,以至于至今都可以在脑海中再现当时供销社里的情景,墙上的画,每个柜台的具体位置,每样商品的摆放,甚至供销社里几个售货员的样子,甚至那个在酱油醋和水果糖柜台后的男售货员满脸的小红疙瘩,而且,这些场景,还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

小时候,跟供销社叫“盒子社”,因为,我爷爷那一代老人,总跟供销社叫“合作社”,不知道什么原因,也许这与合作社有关吧,而我们,在上学前,只是学习语音,不知道这些音节代表的具体意义,于是便听成了“盒子社”,这便成了我们对供销社的称呼。“爷爷,咱上盒子社啊!”“我到盒子社打酱油。”盒子社,真是个神奇的盒子,那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,强烈地吸引着我们。

供销社很大,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如此的。现在,我常常在村里的街道上走过,朝供销社的旧址看一眼,果然很大,像一个礼堂那么大。房子还是好好的,只是门窗残破了,几经易主,几次租赁,几回改头换面卖不同商品,最终还是寂寞了,就那么默默地残破着。我在它跟前经过的时候,往往会习惯性地寻找它门前那三棵高大的白杨树,回想春天的时候,落在树下的杨树花穗,我们称它们为“小老鼠”。当初门前那条宽阔平坦的路,现在已经在雨后泥泞的碾轧下坑洼不平,杨树也不在了。我不敢久久伫足,怕我会留恋它当初的繁华,陷在时间的泥沼里和梦幻的魔力中不能自拔。但每次经过,都会一次次勾起我对供销社的记忆,便一次次陷入到时光的影子里,沉思了。

供销社坐北朝南,有东西两个大门,是弹簧的木门,也就是推拉开后不用管便可自动弹回的,漆成绿色。我们都是走东门的,因为卖糖果、酱油醋和水果的那个柜台就是东面,进了东门向右一转便是。进了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每个柜台上方挂着的大牌子,上面是手绘的宣传画,对着门的柜台上的画最艳丽,最引人注目,是几个农民在采收水果,一筐筐的苹果和鸭梨让人馋涎欲滴,而有一块板上画的是切开的西瓜,黑黑的籽,红红的瓤,几乎让人垂涎三尺了。大概小孩子认吃,所以这两幅画面记得最清楚。商品被归类放置,分为几个柜组,东面是水果、调料、糖、糕点,北面对着东门的是文具,它西边是烟酒茶叶,再西边,对着西门的是布料、针线、绸子,西面是灯泡、合叶、钉子等用品。还有其他商品没在这里摆着,因为供销社外面,北边还有一个小点的供销社,坐东朝西,卖五金,东面是外墙,有一个肉铺,我们叫它肉杠,专卖猪肉,收蝉蜕等药材和铁丝、头发等废品,再东边是供销社的后门,那些售货员和工作人员便从后门出入。

上学的路上,我常常去商店,从东门进去,再从西门出来,这样走上一趟,看着那些牌子上画的水果,望梅止渴。尤其是夏天,那画上的西瓜给人一种清凉感,是我最爱看的画。

我最常去的柜台,就是那个卖酱油醋和糖果的柜台。那些糖果,光是看着,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。因此,平时,如果母亲让我们去打酱油和醋,我们都是愿意去的,因为酱油八分钱一斤,醋我忘了,打完酱油醋以后,手里往往会剩下一两分的零钱,母亲会允许我们买一两块水果糖。那时候的水果糖,一分钱一块,剥开花的糖纸,椭圆形的硬糖外包着一薄层白色的糖蜜,味道香甜。在我印象中,从我们还需要踮着脚尖才能够着那磨石板的柜台的时候起,我们就开始频繁地出入商店打酱油醋并且买水果糖了。我爱打酱油和醋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喜欢看售货员用提斗往瓶子里灌酱油和醋。酱油是用一个大些的提斗灌一斗,玻璃瓶子里差一点满;醋是用一个小些的提斗灌一斗,比酱油还要多些。看着酱油和醋顺着漏斗往瓶子里漏,真是一种享受。现在回想起来,小孩子的快乐是那样简单而纯粹。

我关于在供销社里购物的最早的记忆,大约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。季节已记不清了。那次,母亲带着我去了供销社,买了一个梨。那个梨黄澄澄的,我真想马上就吃到嘴里。母亲见我心切,没等走到门口,就蹲下来,给我啃梨的皮。我倚在母亲的腿上,看着母亲白亮的牙齿啃去梨的皮,然后嚼着,梨的汁水从洁白的梨肉里渗出来,馋得我啊,急切地要吃到梨。母亲把洁白的梨递给我,我香甜地吃起来。梨的味道早已记不清了,而母亲为我啃梨皮的情景和当时急切的心情,却至今难忘。

水果在那时是我们的奢侈品,平时很难吃到的,得了病才可以吃到水果罐头或者水果。罐头瓶子不是现在的样子,是矮墩墩的,像现在的王致和酱豆腐瓶那么大,圆柱体的,盖子密封得好极了,要用剪刀撬好长时间才能撬开。那时的罐头味道清甜可口,我现在再也没吃到过那样味道的罐头。

一次弟弟生病,父亲给他买了几个苹果。我和哥哥当然也跟着沾了点小光。后来,我生病了,躺在床上,父亲回到家,坐在炕上,我的眼泪便大颗大颗滚落下来。父亲摸摸我的额头,问我是不是哪不好受,我说不是。父亲问我:“那为什么哭啊?”我说:“你重男轻女!”那时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,宣传工作正做得如火如荼,我便从这标语想到自己的命运,不禁自怜起来。父亲笑着问:“我怎么重男轻女了?”我说:“弟弟病了,你给买苹果,我病了,你不给我买。”父亲哈哈大笑起来:“原来为这个啊!我说呢。走,我带你去买。”我马上爬起来,跟着父亲去了商店,就在那个柜台前,看父亲买了四个苹果。那时候的苹果还是面的,好像叫红元帅,味道酸甜可口。到了家,父亲给我把苹果洗净,放在我前面,说:“吃吧,这回不说我重男轻女了吧。”我边吃着香甜的苹果,边笑了。

有一年,商店里来了一批处理的商品,我们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去商店买处理品。蔬菜有很老的黄瓜,有些烂了的西红柿,糖果有朱古力豆,还有一种黑色的方糖,好像叫古巴糖,有一种怪怪的味道。爷爷去商店,背了一筐黄瓜和西红柿,晚上,我们第一次吃到了黄瓜炒鸡蛋和西红柿拌白糖。母亲去商店,买了一簸箕古巴糖和几盒朱古力豆,我们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怪味的糖果。第二天,爷爷又去商店买了几瓶果酱,有桃的,杏的。酱很纯,还能尝出果肉里的丝络。我们吃得倒了牙。那次,可真是大快朵颐。只是,这样的处理再也没有发生过,很遗憾。那时候,我们这几个孩子,便是全家的宝贝,从爷爷奶奶到父母亲,都希望让孩子多吃些好东西。这种疼爱,朴素而且热切。

除了水果糖外,那个柜组还有其他糖果,七分钱两块的高梁饴,五分钱一块的方形牛奶糖,还有一毛钱一块的圆柱形牛奶糖(现在想来,可能是“大白兔”),只是,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奢侈,买那样的一块够买好几块水果糖,我们舍不得。只有当手里的零花钱多点时,才能买一块两块的尝一尝。我有个邻居兼发小,叫红妹,她父亲在县城上班,零花钱的获得要容易得多,就总能吃到奶糖。一次,我跟她正一起玩,她带我到她家,跟她妈妈要钱买糖吃,她妈妈给了她五分钱。我们一起到了供销社,她买了五分钱一块的奶糖,剥开糖纸,一股浓浓的奶香顿时飘出来。她咧着嘴,把糖放在槽牙那儿,一使劲儿咬成两半儿,我们俩一人一半儿,香香甜甜地吃着又去玩儿了。那时候就是这样,哪怕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,只要有小伙伴跟着,也要咬成两半儿,如果是三个人,就咬成三半儿。那时候的友情,就是这么朴实而真挚。

除了糖果柜台,我去得比较多的柜台是文具柜台。我刚上小学时,第一次去了那个柜台,好像是父亲带我去的,买了一个彩色的铁皮文具盒,一把木制格尺,一把小刀,一块橡皮,一支铅笔,至于是不是买了本子,我已经忘了。上学的时候,把这些放在一个花布的书包中,瘪瘪的,却觉得成就感十足。

文具很便宜,铅笔三分钱一支,头上带橡皮的也不过五分钱,格尺一毛钱一把,小刀五分钱一把,只是钝得很,削上两次铅笔就削不动了,文具盒也就一块多钱。本子虽然有,但我们很少买,都是买白纸自己钉。一张大白纸五分钱,到家后几次对折,根据需要叠成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大小,用小刀割开,叠整齐,再用线装钉好,就是一个本子。

所有本子都是两面用的,每一张纸都很珍惜,甚至家里有一小本作废的收据,也装入书包,用来当草稿纸。我有一个同学更节约,她的本子,多是黑纸的,就是现在用来砸纸钱的那种黑纸,二分钱一张,她买黑纸做成本子,更便宜。那时候,同学们都这么节约,富裕的家庭与贫穷的家庭的孩子虽然在穿衣和文具上有区别,但没有太大的反差,也没有哪位同学因家里穷或者过分节约而遭到嘲笑,因为老师经常表扬字迹工整的同学,不管字写在什么颜色的本子上。

即使是三分钱一支的铅笔,也要用到实在不能再用。手握不住了,套上一个钢笔帽,就可以握住再用了。短到钢笔帽套住后也不能再用了,就用小刀把短短的铅笔头劈开,取出里面的一小段铅芯,放在夹铅笔中使用。不像现在的孩子,文具盒里是满满的文具,琳琅满目,孩子们不知道珍惜。而且,这些花花绿绿的色彩和各式各样的形状,反而让孩子们无心学习了。

那时候,有一种我们最喜欢的铅笔,就是现在的中华绘图铅笔,绿色的外皮,上面有一些深绿的竹叶图案。我们那时都叫它“一毛一的铅笔”,因为它的价格是一毛一分钱,可以买普通的四支铅笔。这种铅笔的铅芯很硬,不易折断,而且写在纸上颜色很浅,显得字迹很干净。后来才明白了,这种铅笔的芯是2H的,颜色浅,硬度高。平时,我们是舍不得买这种铅笔的,每次买铅笔时,都会留恋地看一会儿,它静静地躺在旁边,只是无缘得手。三年级时,期末考试前夕,听几个同学说要买这种铅笔答卷,因为这种笔写出字来好看,还省去不少削铅笔时间,我也动了心。回家求母亲给买一支,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下午放学后,拿着一毛一分钱,跟着同学去商店,谁知,那天正好商店盘货,早早地关了门。我望着弹簧木门外紧锁的折叠铁门,心里无限惆怅。幸好,一起来的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,他是这学期新转来的,他爸爸就在供销社上班,他可以带我们去后边找他爸爸给我们买到。我们转忧为喜,叽叽喳喳边走边说,从后门进了供销社,到了管理人员上班的地方,终于如愿以偿。这是我第一次“走后门”。

再次,去得比较多的就是卖布料的柜台了,因为那个柜台卖女孩子戴的发卡、花和扎的头绳、绸子。我四五岁的时候,看三叔正给哥哥和弟弟推头,每人一个光头,一时兴起,让三叔也给我推了一个光头,全家爆笑,并赐我“秃丫头”的美名,成为弟弟气我时的重型武器,才幡然醒悟,从那再也没有剪过头。头发很快长起来,到七岁时,已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,倒是弟弟得沾我的光,母亲把我梳落的长发留着,接在他脑后的一绺“孝顺毛”上,编成一条细细的小辫子,再扎上一根红头绳,一直留到快上学。我的头发,被母亲梳成李铁梅的发型,前边留出刘海儿,头顶拢出一绺偏梳一个小辫,用红头绳扎了,再与其他的头发拢在一起,在脑后梳成一个粗粗的大辫子,或者,分道中印,编成两个麻花辫,用红头绳扎紧。给我梳头是母亲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课,一直到二年级时我自己会梳辫子了为止。母亲只要带我去那个柜组,多是给我买红头绳。其实就是粗的毛线,蓬松柔软,颜色鲜艳,除了有红色,还有粉色,可爱极了。只是用的时间长了,就细了,旧了,甚至断了,母亲就给我换新的。过年的时候,哥哥和弟弟会得到鞭炮,我则得到新头绳和新绸子。绸子是细纱状的,有红色、粉色、绿色,两毛钱一尺。每到过年,我奶奶和我母亲都会给我买上二尺绸子,在辫子梢上扎成一两朵花。“新年到,新年到,闺女戴花,小子要炮。”奶奶经常这么说。有一年,奶奶还真给我买了一朵花,红色的油纸做成重叠的花瓣,绿色的油纸做成叶子,用一根细铁丝别在头发上,增加喜气。

大约是我十岁那年,我大叔和大婶从北京回家过年,大婶带我去那个柜台,红色、粉色、绿色的绸子每样扯了二尺,我简直迫不及待地盼望三十那天快来到了。三十下午穿新衣新鞋,扎上那些新绸子,心里那个美啊,就别提了。初一早晨,按照老师的教诲,同学们凑成一群群的去老师家给老师拜年,同学们见了我,都惊讶于我扎的那么大的一团绸子,女同学个个把我的辫子和绸子摸了又摸,爱不释手。老师见了我的绸子,也吃惊地说,我的两个辫子要被绸子坠掉啦。

在那个柜台,有一样东西,我一直垂涎,却从未得到。大约四年级的时候吧,那个柜组里来了一批发卡,塑料的,又艳又亮,看到有的女孩戴在头上,我羡慕极了。但我没有钱,也不好意思跟母亲张嘴要钱买,因为买发卡可不像买糖果和冰棍,几分钱或者一两毛钱就可以打发。许多女孩跟我一样喜欢那个发卡但没钱买,只不过,她们更有创造性,把一截废锯条放进火里烧红了,偎成半圆形,再用各色的玻璃丝细细密密地缠满,居然也别具一格。于是,我也尝试。玻璃丝早早买好了,只是锯条怎么也偎不成让我满意的半圆形,只得悻悻作罢。那些玻璃丝,被我用来和同学们玩翻手绳的游戏了。

四年级时的那年中秋,大叔回家过节,带我们去供销社,去了一个我们一直忽略的柜台,那个柜台是卖烟酒茶的,我一直没有注意到。从大叔说要给我们买酒的时候起,我们就兴奋极了,因为小孩子别说是喝酒,即使是来了客人,家里炒了下酒菜,也只是大人们坐在桌旁吃喝,小孩子是不让上桌子的,不像现在。像大人们那样边吃边喝,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梦见的事。到了供销社,大叔问有没有啤酒,售货员说没有,只有汽酒。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汽酒的名字,叫格瓦斯,大叔就给我们买了一瓶。晚上,我们小心地品尝着,那淡淡的酒味,清凉的甘甜,还有那噎嗓子的气泡,都使我们惊喜,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种汽酒是一种介于香槟酒与碳酸汽水之间的饮料。大叔当时买酒,无非是满足我们的愿望,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享有与大人平等的特权。也许,大叔是小孩子的时候,也曾有过这样的愿望吧。

关于在供销社购物的最后的记忆,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。我去西面那个卖日用五金的柜台,买合叶和电源插板。是父亲让我买的,因为不久前买的插板,很快就坏了。临来的时候,父亲骂了一顿街,说现在的东西质量太次了,用不了几次就坏了,以前的东西用多少年还是那样。那时候,随着改革开放之风,市场正在放开,那些劣质的产品,不知使谁的腰包先鼓起来了。

自九十年代起,小卖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,供销社便日渐萎缩了。后来,便撤了,承包给个人做别的生意。再后来,几经易主,生意不做了,那房子便荒废了。我每次经过那里,都会产生很复杂的心情,有怀念,有失落,有温暖,有伤感。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知道,那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,曾经怎样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,也曾经怎样,把朴素而真挚的亲情、友情一次次地上演,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人性的温暖,经久不息,日久弥新。

惟有默默地凭吊罢了,凭吊那些久违的快乐,那些流逝的青葱岁月,和那个湮没在滚滚红尘中的简单的时代。




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